【人民日报】周秋光：中国式慈善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与现实路径

周秋光

慈善公益报 在慈善史研究中，关于慈善的理论剖析、实践分析数不胜数。从研究的特性来看，主要突出了三个方面：时代演进、传承发展和本土特色。中西方各国均有慈善，中国式慈善缘何不同?最主要在于中国式慈善从古至今，在中华历史长河已流淌千年，呈现出古代、近代和当代扬弃式发展的态势。

本文尝试从历史的逻辑视角和接续发展的连贯思路梳理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以求准确地判断、认知慈善在中外古今间的重要方位。

重新梳理中国式慈善现代化的历史脉络

从历史逻辑来看，中国式慈善存在着传统慈善、近代慈善、当代慈善三种类型，其中经历了两次历史转型。

1.以历史转型为线索

一次是晚清民国时期传统慈善的近代转型，即中国式慈善的近代化，此次转型已经完成，并伴随历史的远去而积淀成为慈善文化并形成新的传统。另一次是进入21世纪慈善事业的当代转型，即中国式慈善的现代化，该次转型尚在进行之中。

纵览两次历史转型，近代转型是传统慈善至近代慈善的近代化发展，当代转型是近代慈善至当代慈善的现代化发展。两次转型使得中国式慈善在外在形态与内在理念方面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并未完全摒弃传统，而是聚合成一种扬弃式演进状态。

2.以格局内容为线索

从历史格局来看，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形成了官办慈善、宗族慈善、宗教慈善、社会慈善四种慈善形态交相运行的基本格局。此外，近代历史上，伴随西方社会福利观和公益思想的传入及启迪、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救亡图存的民族需求，推动着国人将发展慈善事业与摆脱民族危机联系在一起。

这里的近代转型，是站在大历史观视角来看待的，已然划分明显阶段。但若从近代史视角着眼，当时的近代化何尝不是一种现代化?此时的慈善现代化具体表现为：慈善帮扶的主体，由政府转移到民间社会，官办慈善主导位置让给了民间慈善;慈善帮扶力量，不再局限于个体、宗族、宗教三方，而是出现了大批慈善家群体;慈善帮扶载体方面，出现了一批新式慈善公益组织，突破了传统慈善组织的单一局面;慈善帮扶对象方面，道德评核要求降低，人道普适原则增强;慈善帮扶方式不再是单纯的慈善救济，也包括了慈善教育;慈善事业的地域范围，开始从传统熟人社区扩展至陌生人社区;慈善开始朝着慈善法治化方向发展，并出现了专门的慈善刊物;慈善事业的理想目标也发生了改变，不再是致力于实现儒家大同世界，而是服从于救亡图存的民族需求。

明确推动中国式慈善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路径

从现实发展和未来走向看，近年来，在学术资源、人才资源和现实力量的统筹整合下，中国式慈善的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正在逐渐建构。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式慈善正进一步向着新型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慈善公益紧密融合、慈善法制不断健全、互联网+慈善充分运用，多元慈善力量和主体日益崛起。通过历史和现实的传承和扬弃，中国式慈善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将更加凸显民族性的个性特征和时代性的创新轨迹。

1.影响中国式慈善现代化发展的几大因素

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往往取决于经济水平、法治建设和媒介平台。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出台，使得中国当代慈善事业开始有了基本法的指导与规范，在保护慈善参与者权益、规范慈善活动、促进慈善事业发展、发挥慈善功能作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标志着中国慈善事业开始正式进入依法行善、以法治善新阶段。2022年1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又迎来了初次修订。另外，借助新媒体宣传平台，互联网技术与慈善公益项目实现了结合，迅速地推广至个人计算机和手机客户端界面，免费午餐、水滴筹、网络众筹等公益项目将互联网慈善推向了新高度。只要手机在手、网络在线，就能随时随地开展慈善活动，还能借助后台审核等方式，查核捐赠善款的使用情况，真正达到人人可慈善的状态。在数字化浪潮的助力下，作为慈善事业新的增长点，2017年至2019年，我国通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筹集的善款每年增长率都在20%以上。据统计，目前全国每年关注、点击和参与各种网络慈善活动的人次超过百亿。2015—2021年，“99公益日”每年吸引五六千万人次和三四十亿元捐款，同时还带动万余家企业通过配捐、爱心捐、一起捐、接龙、公众号、视频号等方式支持公益项目，形成了公益慈善行业的年度嘉年华。

此外，2020年前后，慈善数字经济建设方兴未艾，客观上重塑公民参与公益慈善的理念与方式，形塑了新时代的公益慈善新风尚，企业和个人的行善路径从赚钱-捐钱转向了积累-参与，慈善组织也通过互联网+慈善的多样化项目设计吸引更多群体参与行善，形成了更大的善效应。根据《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2)》研究表明，继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和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颁布之后，2021年的中国慈善事业迎来了第三波浪潮。这一年，以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顶层设计初具雏形，乡村振兴的法治化进程明显加快，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断拓展，中国慈善事业被赋予了新的战略意义。受各项政策及国内突发公共事件频发的多重影响，总体来讲，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基本面保持稳定，社会组织总量保持低速增长，慈善资源总量持续增加，慈善资产管理继续稳健推进，志愿服务逐步迈向纵深发展。

2.中国式慈善现代化的趋势走向

随着时代主题和时代任务的变化，新时代慈善事业的力量主体更加多元，在政策大势影响下有着更广阔的进步空间。

一是依靠多元主体更多参与事项。有赖于慈善观念的增强和慈善事业的全面铺开，慈善力量尤其是青年群体参与慈善公益的比例逐步增加。2021年，我国实名注册志愿者总数为2.22亿人，较2020年增长15.63%，在疫情防控、应急救援、大型赛会和国家活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显示，截至2021年年底，我国14岁至35岁注册志愿者数量已超9000万人。中国新生代青年的社会参与意愿以及实际参与社会公益行动的比例比前辈群体都有显著提升。在慈善公益事业中，青年群体注重受助对象的需求和群体特征，善于立足优势链接资源、形成合力解决问题，擅长新媒体传播与形式创新，服务有效性大幅提升。在面对紧急情况时，青年群体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组织起来，利用其掌握的现代科技力量合理调配资源、高效应对问题、精准开展慈善工作。

二是慈善事业与国家大政方针双向促进。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出台，标志着我国乡村振兴工作开始驶入法治化轨道。蓝皮书研究报告显示，2017—2021年，参与三农领域的社会组织数量保持逐年增长，增速超过了同期全国社会组织总量的年平均增幅。其中，基金会参与乡村振兴的比例从47%提升到51%，为三类社会组织中比例最高。同时，基金会投入乡村振兴的资金更是快速提升，从2016年的141.01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262.81亿元，年均支出增长率达到16.84%。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青年群体返乡创业、带动农村地区发展正在成为公益慈善组织推动乡村振兴的首选路径。乡村振兴战略的升级以及第三次分配政策被纳入基础制度建设，使得商业向善、科技向善以及财富向善形成三方合力，助推以人人慈善为内核的慈善事业加速实现主流化。

三是完善的慈善法制发挥保驾护航作用。2022年1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修订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首次审议，并于12月30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相比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新增1章21条、修改47条，共13章133条。相较于初制定，修订部分突出体现慈善功能新定位、积极回应慈善发展新问题、强化优化慈善促进新举措、建立健全慈善监管新机制、充实完善慈善信托新制度，为发挥慈善事业第三次分配作用、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在中国式慈善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需要相匹配的、逐渐健全的和完备的法律体系与之配套，为迎来新的突破保驾护航。

中国式慈善现代化是有中国历史、中国国情的慈善，其源自过去，脉络清楚;走向未来，目标明确。发挥好慈善之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补充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助力作用，加深慈善与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关联和互动，让慈善为安定与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优化人们生存环境和提高大众幸福指数与社会文明程度作出奉献，最终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添砖加瓦，这是我们应当努力去做的。

(作者系bet356手机版唯一官网登录慈善公益研究院院长、中华慈善总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周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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